听何锐这么讲，莫里循立刻想起了一个细节，“斯大林总书记好像对于我们的工业产值格外注意。我说出，预计1927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大概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5%，工业产值大概是45%。我看到斯大林同志好像很想详细询问，但是却没问。”
吴有平并不讶异，中国政府对于工农业产值也很注意。从1924年1月开始在国内执行5年计划，根据统计与预测，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到1927年可能会增加一倍。如果1928年退出金银本位的货币模式完全落实，中国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可能达到200人民币。
根据现在国务院统计局的判断中最乐观的部分，到192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有可能达到总比的50%。吴有平很希望这是真的，但是吴有平自己也不敢确定，就问道：“主席，我们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基本理念都是发展生产力，可我们的经济模式不同，这会导致多大的区别？”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苏联不能采取我们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是苏联的模式比我们好或者不好，而是苏联要采取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管理模式。譬如，我们现在的统计中显示，过去3年中，有3%左右的农村人口已经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而农村中，也有3-5%的人口，正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小商品经济生产。就算是我们现在人口在5亿左右，这5%有多少人？”
莫里循稍一计算，5亿的5%就是2500万，2500万人口大概是苏联五分之一的人口，如此巨大的变动放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将造成可怕的冲击，但是在中国的直观感受中，城市更热闹了，负责治安的人数量多了，除此之外并不太明显。
“苏联是现在世界上地缘政治局面最糟糕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糟糕的国家，只怕连德国都比苏联强一点。至少，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中，法国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波兰对德国与苏联都有敌意，但波兰是反苏的前线，战略方向必然是向东。苏联承受着来自西部、南部的压力，有可能遭到入侵的边境线有数千公里。我希望同志们多从这个角度考虑苏联的立场。”
吴有平与莫里循当然知道苏联的地缘政治局面，只是不太会去这么考虑。吴有平想了片刻，笑道：“如果这么说，我们中国当下的地缘政治局面其实很不错呢。”
“我认为应该用压力很小来描述。”莫里循作为前专栏记者，对吴有平的用词进行了微调。
不管是哪种词汇，其实描述的都是相同的事情。从1927年往前看，何锐在过去12年中努力构建的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终于结出了成果。
与苏联建立安全互信后，使得漫长的北部边境安全，对日本的进攻，打出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将北部与东北两个方面的安全压力降低到只需要50万军队就可以维护，何锐才能对英国重拳出击，打出了南部与西南的安全。并且解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
只要中国政府没有傻到搞‘远交近攻’的政策，中国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是安全的。外部的安全以及内部经过土改的资产重组，正是全力发展经济的好时机。而且何锐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搞经济，并且开始有了非常好的进展。
既然已经有了现在的地缘环境，莫里循也就没兴趣深究，他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主席，难道苏联现阶段的政策就是最适合苏联的政策么？我的确感觉到了苏联国内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总感觉这种生命力有些……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哈哈！”何锐被逗乐了。
吴有平虽然没怎么和苏联直接接触，但是吴有平却非常认同‘随心所欲’的评价，忍不住吐槽起来，“苏联干部的确自由散漫。不过这可能与他们在科学思维工业思维上的积累不足有关。当然了，我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咱们的干部和苏联比，半斤八两吧。”
何锐倒是很看得开，“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培训来解决。搞工业绝不存在什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的说法。没吃过猪肉，就是不知道猪肉什么味道。所以说，现阶段要多向欧洲派留学生，留学生毕业后，如果有机会在欧洲公司工作实习，就安排一下。我们也要组织干部到欧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