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照常运转，谢洄年的生活也如此，他像上帝的宠儿，有着优渥的家世、俊朗的外貌、聪慧的大脑，从小到大，受尽鲜花掌声，最不缺的就是各类人的喜爱。
他的人生平坦顺利到不可思议，但又让人觉得理应如此。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又都有人在出生，新旧交替，不断更迭，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包括庞大的自然界一以贯之的准则，没什么特殊，自然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谢洄年向来也对生死这件事看得很淡。
但夜里翻来覆去的情况无情地扼杀了他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谢洄年开始频繁失眠，到最后褪黑素和安眠药也很难起到什么效果，在一群朋友的劝说甚至是强迫下，他终于无可无不可地去看了心理医生。
其实那时候的他和现在的他有一点一样，那就是很明确地知道，心理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也不会起到什么关键的作用，他需要的不是外界的干预和救助，而是一个荒唐的奇迹——
就算要他付出死亡和伤病的代价。
果不其然，凭借对谢洄年对自己的了解，心理医生的治疗果然没有起太大作用，但他还是很积极地每周按照约定时间去问诊，做量表，回答问题，接受精密仪器的干预，吃药。
直到那份表格给出了一个相对正常健康的数据，他被家人和朋友宣布正式从医院“释放”。
谢洄年的失眠情况逐渐好转，后来几乎是沾床就睡，他又恢复到了那种令人艳羡、人人称颂的天之骄子的生活，清白金贵，深陷名利场多年，也还是一身矜贵冷傲的样子——
除了患有极重的烟瘾和时不时醉一场以外，一切又回到了正轨上。
二十四岁那年，谢洄年开始频繁进出寺庙，人类绝望之时，无论多么虔诚的唯物主义者，深深信仰科学，最后都会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佛之力上，恳求上苍垂怜，发生一个奇迹。
也是那年，他开始做公益，越来越忙，忙到几乎脚不沾地，休息时间是从工作里面压榨出来的。
二十八岁的时候，临近而立之年，谢洄年依旧很忙，这个年纪拥有了这种权力地位，已经没什么需要奋力拼搏了的，谢洄年在一切场合都应付自如，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精确到每个字的语气和发音，如此完美，挑不出一丝错——他什么都不求，别人在他这里自然也什么都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