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五，通政司一行人现在已经被搞得痛不欲生了，要不是有这么一个差分机，恐怕根本不可能有准时完工的希望，更别说提前完成了。
虽然痛了五天，但还是真就活生生地完成了。
工作量比预期多太多了。特别是那三个新来的翰林，几乎是被十个奉御宦官鄙视到泥地里，总是算错回锅，搞得已经是濒临精神崩溃的样子了。
由于多数区域是没有统计新学三指标，只能根据先前师门在构造新学三指标时的定义进行变量重构。
那就是用公文中出现的雇工纠纷的雇工月钱减去当地抵报公布的粮价来度量仁指数。用1减重型犯占总衙门案件的比重来估计义指数，数据越大表明衙门越愿意对非重大案件立案审理，百姓更能得到官府的保护，自然更讲道义。用仁指数的今年减去去年的增量估计经济指标。
先生用浙江、南直隶的新学三指标与两地简化度量的仁指数、义指数与经济指标进行相关系数计算与T值计算，得到了高度相关。
然后用三指标分别与叫魂巫师案的数量占所在县人数（万人）比例进行相关分析，立刻就得出来惊人的结果。
那就是，叫魂巫师案与经济增量高度负相关，与仁、义指数都关系不大，不仅系数很低，且T值并不显着。
说实话，按照先前的预期，宋应昌是想着肯定是活不下去或者忍无可忍才搞事情的。现在看来这事似乎跟活不活得下去与忍无可忍没什么关系。
简化的指标不仅在南直隶与浙江与新学三指标结果一致，在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都非常一致。
说实话，经济增量指标一开始，宋应昌也跟钱锡爵一样觉得是为了调和仁义指数的所可能引起的矛盾才提出来的，尽管老师的手册里面已经说了有其独立意义。没想到现在看来还真的有独立意义。
只是有些尴尬，宣传了一年多的仁义指数，结果竟然没有新出道的经济增量指标有用。
“怎么解释呢？”钱锡爵问出了这么个关键问题。
对于儒生而言，平日里说仁义惯了，离开仁义反倒不好怎么解释了。